为了躲避水灾,人们决定扛着屋子走:1920年代曾文溪流域居民的避灾妙计

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逐水草而居,不过,可能很少人知道,台南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民,为了避灾也居然有把整个房屋迁移的行为?
 
2018 年夏天,曾文溪的下游河畔非常热闹。 6 月 24 日上午 9 点,溪南寮、新吉庄的村民聚集了 100 多人,准备把一栋 26 坪、重达 4 吨的竹笼茨搬到近 1  公里外的空地上,参加的来宾与围观民众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。这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挖掘出来的一段地方记忆:1928 年,溪南寮的先民也是这样合力「扛茨走溪流」,为的是避开水患的侵袭。活动筹备了两年多,动员了诸多庄头的志工,这段逐渐消失、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回忆,才以一场盛宴般的活动重现在我们眼前。
 

「扛茨走溪流」活动照片。(Source: 石振洋拍摄)

竹笼茨:几近失传的先民智慧

制作竹笼茨的老师傅李养出生於 1943 年,他的父亲在日治时期就是搭建竹笼茨的匠师。竹笼茨遵循古法制作,以刺竹为立柱,桂竹为横杆,福竹、藤线与茅草为屋顶,这样的住居是台湾常见的传统民居,在各地还有如「竹篙茨」、「柱仔脚茨」等称呼,客家人则称之为「穿凿屋」。竹屋容易就地取材,也易於拆解及组构,故方便搬迁。在河川流路不定的地方,它便成为居民走避水灾的一种手段。
 

李养与竹笼茨。台史博已为李养先生拍摄「竹笼仔厝师傅——李养」及「拢来拢去——竹仔起大厝」两部记录片,记录家族的生命史,以及制作的工具、工法。(Source: 刘婉君提供)

在溪南寮,移动对居民来说并不是陌生经验。他们的祖先来自港墘仔附近的大埔。清初黄姓家族入垦大埔,在台江浮覆後分别迁移到五处。关於迁移原因众说纷纭,有一说因洪水而迁,也有谓人丁兴旺而家族开枝散叶,无论如何,族人各自携奉神明移居至树仔脚(康府千岁)、七十二份(梁府千岁)、蚶寮、塭仔内(池府千岁)、埔顶(杨府太师),以及溪南寮(普庵祖师),在新居陆续建庙安奉。为了竞争土地资源,黄姓与大塭寮、大竹林及郭份寮的郭姓家族展开长期械闹,黄家「康王顾海边、梁王爷顾溪墘」,结成联庄同盟,「西港仔黄郭相十三冬」的谚语也随之流传下来。
 

大埔黄姓家族迁移聚落及郭姓家族聚落,已废庄的大埔位址可从古文书中考证出来。(Source: 李宗信绘制)

迁徙避灾的人群,在土地与历史留下了足迹

然而,随着曾文溪的摆荡,溪南寮竟成为紧临曾文溪的聚落。1914 年,文人陈文石从澎湖东渡台湾,旅居在七股庄顶山仔、安顺庄溪南寮一带。他在此设塾授徒,担任庄职,一待就是十年。眼见溪南寮的洪患频仍,28 岁的他充满同情地写下了〈哀溪南〉一诗:「村庄有屋泛为船,泽国分明下有田;急激狂涛惊卷地,防堤护岸枉徒然」。村民因水患而相谋搬家的身影也被他留在诗里:「垒破巢危原祸始,亲邻相谋聚他徙;田园已失橐无钱,何处可能安翼子?」
 
可见,陈文石发表诗文的 1926年,迁移已是溪南寮居民时常面临的生存抉择。1928 年,情况变得更加危急。该年 8月以後,曾文溪多次泛滥,尤其 9 月 6 日的暴风雨让洪水冲毁了嘉南大圳曾文溪分线的防水土堤防,溪水灌入聚落中心,直通鹿耳门溪。此时,曾文溪治水计画还在测量设计的阶段,工程师的灾情报告与诗人的描写如出一辙:「聚落及海岸居民以竹筏为交通工具,(溪南寮)完全呈现着孤岛状态。」

洪水刚刚退去,居民就开始思考开垦、移居的问题。有些人联名向政府请求无偿放领安顺庄、七股庄的官有地,以便迁居。但也有人看到旧主流河床渐渐田园化,出现了长达一里多的肥沃耕地,希望能租下开垦。
 

 
 
1928 年溪南寮居民灾後迁居的报导。(Source: 〈曾文溪の新本流 南寮部落の移住开垦问题〉,《台湾日日新报》,1928 年 9 月 20 日,5 版。)

另一方面,内务局土木课则想将河流回复原来的模样。他们在 1929 年上半年修筑河堤,将通往鹿耳门溪的河道堵起,且在堤防上游新设了护岸及五支「水制」保护。没想到,7 月的大水再次冲破防水堤,将所有新设施化为乌有。
 
过了汛期之後,更大规模的复旧工事在 1930 年冬季展开,除了增高及加长堤防、增加丁坝外,还新设了三座与堤防垂直的「横堤」挑流,并且在一、二号横堤间三公顷多的土地上栽种近 40,000 株的银合欢与林投树。这次的努力虽然发生了作用,但直到 1933 年都还有毁坏重修的纪录。
 

 
 
1929 年 1 月至 5 月进行的防洪工事。(Source: 内务局土木课,《曾文溪河川构造物调书》,页 13。)

或许因为溪南寮长期与七股庄土城仔的争地恩怨,关於洪灾的谣言很快传了满天,溪南寮居民愤恨地听说大水起因於土城仔居民向王爷请愿降灾,因而王爷化成大蛇,乘着风雨让堤防溃决。不过,洪灾并非突然从天而降,在 1926 年制的「二万五千分一地形图」中,曾文溪还从溪南寮东侧向北转去,1927 年的河道已多出一条支流直冲溪南寮而去,可见大水冲堤防不过是早晚的事,由此也能想见居民感受到的威胁。
 

1928 年溪南寮洪灾传言的报导。(Source: 〈护岸の决溃は 对岸民に赖まれた 王爷庙の仕业と 恨らむ溪南寮侧〉,《台湾日日新报》,1928 年 9 月 13 日,5 版。)

因为北边的耕作地成为河床,聚落又紧临着堤防,大批居民终於在连番的水灾期间扛着竹笼茨搬了家。扛茨走溪流,靠的是全庄互助的情谊。或许有人会怀疑,洪水来得又快又急,村民各自逃生都来不及,怎麽有办法聚集起来?但灾害的发生不是全无预警,移动也不一定在水灾发生瞬间完成。有的居民忧患意识高,看到溪岸快崩了,就找村里的人来帮忙,将自家往安全的地方搬移;也有村民在大水退去後,决定移往别的地方重建,以避开下一次洪水。

 
防灾的核心资本:同心齐力的社会合作

多数溪南寮居民扛茨迁移到自己耕作的田地,就在原居地南方不远之处;也有人离开旧聚落,搬去集资购买的土地,如新吉庄就是 18户溪南寮人在大水後向十二佃庄民购地新建的聚落。他们将新地分为三股,一股地拿来挖掘食水堀,开发吃食、洗涤的水资源,而挖出的土则用来填高其他两股地,以抵御洪水。时至今日,新吉庄的土地权利仍属全村共有,而溪南寮、新吉两庄人民的人际网络、信仰圈及日常生活时序都还有着紧密的牵连。

用学术的语言来形容,溪南寮的扛茨体现的就是防灾、救灾中最重要的「社会资本」。因为灾害发生之际,动员最迅速的往往不是政府,而是迅速集结起来的自发性组织。居民间的社群意识及互动网络,也往往是协力救灾、重建及从灾变中快速复原的韧性来源。反覆的洪灾经验让先民累积了防灾意识,而居民间的互助合作与弹性,正是帮助曾文溪的先民们走过一次又一次灾难的关键。